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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與立功的反諷

作者:耿占春 來源:河南日報 日期: 2015-10-09 點擊: 11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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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來自于詩經的政治遺囑,一開始就設定了詩與政治的原始關聯,也預設了受詩教影響的士人階層的悲劇性場景的一再重演。“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是來自于《詩經·大雅·文王》的一種代際間的政治囑托,自此句一出,一個民族的歷史上演了多少次變法、多少次維新,只要存在著可能的政治空間,每一代都有心懷“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維新志士。而劉禹錫就是中唐永貞新政的中堅力量之一。

對詩歌傳統與社會歷史之間關系的認知,這是程韜光書寫劉禹錫和其他詩人傳記小說的一個內在激勵。十幾年來程韜光已書寫完成了《太白醉劍》、《詩圣杜甫》、《長安居易》等史傳小說,又在樂圣朱載堉的傳記之后,完成了這部《劉禹錫傳》。一方面這是緣于程韜光對詩人的情有獨鐘,他在青年時代就是一個詩人,另一方面,為詩人立傳最深切的寫作動機里依然有著他對社會問題的關切,尤其是對詩歌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一種洞察。在程韜光所書寫的詩人傳記小說中,居于核心的是詩與史的內在關聯,是詩人與社會的緊張關系中所投射出的詩的真理。

在劉禹錫身上,又充滿著多少詩與政治、詩人與權力之間難以調解的沖突。一個詩人的初心之中有著對詩的熱愛,這樣一種至真至誠的熱愛如何能夠與以謀略、權宜為主的宮廷權力考量相互協調?在面臨權宜性的行動、政治妥協與“道義”立場的沖突時,這個文人集團的領袖本身毅然選擇了道義,而失敗于權宜之計的考量。這是一個詩歌與政治之間的古老悖謬,尊崇“言”的邏輯還是“事”的邏輯:言尊崇的是“道”或意義,“事”尊崇的是成與敗。

在傳統社會,一個讀了詩書的人,都被托付給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人生憂患讀書始”所涉及的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對劉禹錫、柳宗元這些早年成名的詩人而言,不再憂慮自己的生計而是憂慮所說的蒼生社稷時,他們似乎就不再僅僅是一個人。言與道、詩與書放大了個人的自我意識而絲毫不憐憫書生的脆弱。詩書—語言—道——使他們僭越了位置,使一個普通人要擔當超越個人的責任。他們通過閱讀詩書、通過語言接受了前輩人的希望與責任的囑托。然而他們在一個世俗利益高度固化的社會里、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集團看來,根本沒有那種權威和那種力量,用以完成這種被古老的詩經所托付的維新之責。

程韜光對失敗際遇中的詩人有著獨到的理解,他描寫了劉禹錫貶謫朗州之初,常作怨天尤人之憤,然而當最初的憤懣消退之后,哲學思維的理性之光重新照亮了劉禹錫的世界。

書中描述了劉禹錫在朗州的九年,政治上的失敗成就了他的哲學之思,他得到了一個堅強無比的靈魂,但妻子長眠于此,青春一去不返。在同時被貶謫的柳宗元亡歿三年之后,劉禹錫終于找回了詩思,將郁結在胸的不平與緬懷呼喝而出。詩是另一種遺囑,一種縱然一再地失敗也依然不失為希望的意志。詩或詩教就是這樣一種責任的秘密傳遞。

當劉禹錫再次被貶謫夔州之時,已經重新煥發了詩人的活力,他從民間歌舞中不僅感受著生活的歡樂,也激發他汲取方言俚語即“竹枝”風格進行新的詩歌創造,甚至頗有了幾分功比屈原《九歌》的自信。此刻的劉禹錫顯然知道自己在沿著誰的足跡,過著誰曾經過的生活,書寫著前人曾經書寫過的地點。一個人的生活是對典范的模仿,然而就像詩人心中作為典范的詩篇一樣,又是對范例的創新。他用新的詩作向先輩詩人致敬。他用新的生活實踐向先賢致敬。就像程韜光先前所寫的詩人傳記一樣,他的史傳小說不僅注重對歷史的書寫,注重對詩人傳記經驗的敘述,也相當注重對詩人的詩歌與詩學的闡釋,在一定意義上,程韜光所寫的詩人傳記就是對他書寫詩人全部作品精髓的理解,對他們最重要詩作的傳記性闡釋。

對劉禹錫來說,寫詩變成了一種新的政治選項,一種替代立德和立功的立言,他從“事”與“策略”的邏輯返回了言與道的邏輯。然而,在他身上,言與義的邏輯再次露出嘲諷的效力,一個與詩歌精神背離的宮廷政治中詩人命運之諷刺。大和二年春,劉禹錫調回京城,然而,這位詩人似乎已經注定了要為成就他千古傳頌的詩句付出仕途的代價,當年一句桃樹寓言“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引發軒然大波使之二度遭貶,此際,劉禹錫似乎使自身的命運再度重蹈詩歌的隱喻與反諷,就像詩歌不可避免地受到音樂般“重復”節奏的誘惑一樣,劉禹錫不可規避地再度來到玄都觀,他再度發現了桃樹的預言。程韜光寫道:“滿目的荒涼,在劉禹錫眼中卻別有一番滋味。他無意于幸災樂禍,但卻忍不住發出由衷的嘲諷”:

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玄都觀里的桃樹化為一種政治寓言,玄都觀、桃樹與政治壓上了韻,連種桃的道士也變成了政治寓言的一部分,詩人在此發現了道觀、道士與桃樹與政治權力的自發性的關聯,“桃樹——政治寓言”再次成為劉禹錫當下的詩意感知,程韜光這里的表述非常精準,并非詩人心懷惡意,而是忍不住寓言地發現自身所發出的“由衷的嘲諷”。

并非玄都觀是劉禹錫命中的煞地,詩人的仕途命運便是如此荒唐:事實上它受到“言與義”邏輯的嘲諷,克制不住的隱喻、寓言與嘲諷并非詩人心中的惡意,而是一種對事物的感受力,一種隱含在事理或情境中的隱喻與諷刺。劉禹錫第二次在玄都觀題詩,又令他的仕途遭遇了最后的挫折。

來自于《詩經》的古老的維新囑托,這一詩歌與政治的構想將一種維新的使命置于陳舊體制與詩歌的活力之間,詩歌的使命是通過將理念轉換成活的圖像令它們變得可感可知。但這一詩歌與政治的構想并沒有具體的策略與方案,它僅僅像遺囑一樣簡潔,卻又像詩歌本身一樣,成為社會精英和一般平民能夠分享的經驗。這就是程韜光多年來潛心致力于書寫古代詩人們傳記小說的價值之所在:無論詩人們的遭際如何,他們心中最珍惜的是言與道的力量,是言與義的邏輯,直至從傳至久遠的維新囑托中鍛造出一個民族的良心和它的感受力。在那些詞語被使用了千年之后依舊能夠干凈地歸還給一個民族,歸還給后世的這些道義的學童。

千年之后,那些讓詩人遭遇政治失敗的言與道、讓詩人命運多舛的言與義即一種由隱喻與反諷所傳遞的意義,最終成就了一個民族不朽的詩篇。當我們閱讀劉禹錫的時候,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偉大的詩人。④6

 

[責任編輯:齊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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